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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年，钱锺书撰写了一篇万字长文《林纾的翻译》，刊发于《文学研究集刊》第一册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4年6月）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钱锺书称“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‘化’。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，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，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，那就算得入于‘化境’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个说法还来不及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就被“封存”起来了。

直到1982年，罗新璋率先将“化境”重新请出来，放在自己的论文《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》中。他在文中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对钱锺书的“化境”论进行评说，概括起来，有三层意思——首先是对“化境”的诠释，其次是分析“化境”的意义，第三是指出“化境”的作用。所谓“化境”，就是翻译时必须做到“得心应手，至善尽美”；“化境”的意义，是“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”，“臻于精妙超凡之境”；“化境”的作用，是“鞭策和激励”译者努力提高翻译水平，对“译本精益求精”，朝着“化境”这个“最高理想”不懈前行。

柳鸣九对钱锺书“化境”论的关注晚于罗新璋，他以评价严复的“信、达、雅”作为切入点，一方面褒扬这个“三字经”给“中国的翻译事业圈出了第一个宽阔的平台”，另一方面也痛陈了其在翻译实践中造成的瓶颈。如盲从于“信”，容易造成“语法上的欧化与语调上的翻译腔”；如执着于“信”，译文仅仅是原文的“近似”，而原文“字面背后的思想、感情、声音、节奏”却难以完全传达。面对如此窘境，柳鸣九顺理成章地转向了钱锺书的“化境”论。柳鸣九认为“化境”论具有“坚实的哲学基础，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延伸与发展，也是中国翻译事业更进一步、达到丰富多彩新景观的有效途径”，他甚至在2017年专门组织了一个“译道化境论坛”，邀请十几个语种的近四十位翻译家齐聚北京，共话钱锺书的“化境”论。大家一致响应柳鸣九的看法，认为可以将“化境”论作为新时期的“翻译新标准”，推而广之。

或许有人会问：翻译实践如何进入“化境”？柳鸣九答道：“先把原文攻读下来，对每一个意思、每一个文句、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，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彻。然后，再以准确、贴切、通顺的词汇，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。”柳鸣九的这番回答无疑是使“最高理想”成为现实的一个锦囊妙计。

2022年的年初和岁末，罗新璋和柳鸣九这两位同学兼同事先后驾鹤西行。如今，回顾他们对钱锺书“化境”论的共识，不禁令人泪目。

来源：北京晚报 作者 郑延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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